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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外交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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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外交风云

“二战前夕,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千方百计的争取最大安全和利益。这是公开的秘密,是外交的本质。尤其是在战前,全球意识淡泊时期,各国精英们无不为本国利益折冲尊俎、巧取豪夺。外交是一个如此奇异的领域:它既有规矩,又无规矩。”共和一百年《历史杂烩》,评论员清教徒STG44:《战争风云》。

“舞台已经布置好了!”司马对顾维钧说道,此时他不禁想起一个人,在夫人去世后辞去公职,成为修士的陆徵祥。想起他司马颇为愧疚,当年他替自己挨了一枪,国人说他是国贼,但最近几年,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分所,在不同场合为陆徵祥“平反”。认为当年签定“丧权辱国”协议,缓和了中日关系,避免战争过早爆发,为中国赢得了时间。

而且如果对华持友善态度的原敬首相未遭刺杀,或许中日关系不会以战争收场,真会实现原敬和陆徵祥希望的:中日携手赢得亚洲民族的自由与安全。尽管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司马依然对避入比利时修道院,成为比德兄弟的陆徵祥心怀愧意,此时再一次把一名外交官送到日本,难免有心结。

留意到总理的情绪,顾维钧知道总理又想起了陆子次。最近几年,总理每年都会让驻比大使馆在新年时给陆子次送一份礼物,总理一直觉得有愧于他。

“总理,今时不比往日!”司马点点头。无论对日本多么反感,为了中国的未来,该出手时还得出手。

“是啊!上次去日本,子次是顶着国人骂声而去的,而这一次你去日本,国人没什么反应,甚至满怀期待。毕竟在他们看来,中日都是亚洲国家,没必要为了历史问题,让两国永远处于尴尬之中。”胜利者和失败者看待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至少在国人看来,同日本的仇恨,似乎随着当年和平条约的签定烟消云散,中日两国应该一笑泯恩仇。

“昨天,波兰亡国了!”司马感叹道。一战比历史晚结束三年,但德国吞并波兰的时间却只推迟了一年,毕竟相比于历史上的德国,这个时空中,希特勒接手的德国远比历史上更为强大。在另一个时空,德国占领波兰用四十一天,而这个时空德国只用了三十八天。从四月十一日到五月十八日,波兰便宣告亡国。

苏俄仍像历史上一样,配合德军占领了西乌克兰,两国军队甚至举行了联合阅兵。从外交部传回的照片来看,红军军官甚至在升降德国国旗时行纳粹礼。

“所以,我们要抢在苏俄之前,与日本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及一系列友好条约,确保我国东部安全,同时谋求同日本进一步合作。”顾维钧点点头,此时即便对和平持最乐观态度的外交官,也知道战争不可能避免。两年来,英法中美的绥靖政府,并没有起到消张战争的作用,反而让德国顺利完成了计划。

“一些议员认为,我们不应该调整对日关系,甚至俄罗斯,也有人这么认为。但是,日本社工党同苏俄社工党不同,相比苏俄,日本尽管是红色国家,但他们一直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而且日本至今也未禁止外国在日投资,相比苏联的没收,日本反而欢迎国外投资,我相信未来日本会成为社工党领导下,保持一定程度开放的社工国家,相比苏俄,日本社工党并非不能接受。”

司马说话时,偶尔会背对顾维钧,以便掩饰偶尔流露的经典贼笑。舞台已经布置好了,就看演员的表演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剧本不能发生变化,所有一切都会按照剧本表演……

“共和十二年我访问了日本帝国,我曾坚信和平,尽管结果不如人意。十七年后,我再次造访我们的近邻,因为我坚信,要想保持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须在中日之间建立崭新的、建设性的关系。中日两国友好相处上千年,难道我们要让上千年的友谊因些许不快,付诸东流吗?我相信今天,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无与伦比。我期待与日本领导人福井川首相的会面,正像福井首相所说:让我们结束不快吧!”

六月的日本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时间,气温适宜,春暖花开。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个很熟悉但又很“神秘”的国度,还有一种特殊的怀旧情结。曾几何时,日本是中国的千年学生,近代明治维新后日本又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后来又是中国的生死之敌,再后来……

总之,共和十三年后,国人对于东方邻居,熟悉而陌生,神秘而向往。最近几年,中日关系调整,除因廉价劳动力和相对宽松的法律在日本投资的实业家们之外,很多国人在休假时会选择到东方邻居家逛逛。

车队一驶出当年原敬内阁在中日蜜月期间修建的羽田机场,顾维钧透过车窗,看着车外的东京。东京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共和十二年的毁灭性轰炸、十三年的关东大地震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而重建后的城市布局规划合理,街道宽畅整齐。每条街道两旁都种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路边和街心都有较大面积的鲜绿草坪和盛开五颜六色鲜花的花坛。

震后重建的东京给顾维钧的总体感觉是干净而纯朴,曾充满日式格调的日式木纸结构房屋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式样的砖混建筑。在大街上看不到国内司空见惯的花哨的广告牌,没有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也没有车水马龙。路两旁的楼房大都在五六层、最高十来层的样子。

当车队沿着红色胜利大街朝首相府驶去时,突然一座高大的铜像出现在顾维钧视线中,高大如宫殿般的石质基台上的铜像,是一个身穿呢大衣,左手叉腰,右手成挥手状的铜像。铜像大约有四十米高,整个建筑显得即威严又庄重。

“这就是革命宫吗?”顾维钧明知故,扭头问松冈。

松冈并不是当年追随福井的老牌社工党员,反而是“反动政权”遗留的旧外交官。以旧官员的身份出任高官,在日本政府中非常罕见,但顾维钧知道这多少意味着日本政府的一种调整。

“是的,少川君,那就是革命宫,每年革命节的时候,福井同志都会在革命宫观礼台上检阅强大的人民军。”当提到福井时,松冈脸上带着无比敬重之色。这副表情令顾维钧忍不住朝松冈左胸前的福井首相像章瞄去。在日本像章人人佩带,甚至刚刚出生的婴儿收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福井像章。

当车队从革命宫前驶过时,顾维钧看到一批又一批有组织的学生、工人排成方队来到革命宫前鲜花,敬礼,宣誓。革命宫前的鲜花列成长长一排,景象庄严肃穆。偶尔还会看到宣传画,尤其看到街上工农兵举着大铁锤砸向大鼻子的漫画时,顾维钧忍俊不禁。要知道在去年,宣传漫画中还有中国人的形象,而现在却可以看到中日携手并肩的漫画,无产阶级政权同万恶资本主义政权携手并肩,何等荒谬,但这就是现实。

见顾维钧默不作声,松冈想起昨天福井首相吩咐自己的话:我们在接待顾维钧时,一定要注意态度。他是个伟大的谈判者,知识渊博、逻辑性强、坚毅而彬彬有礼,不会大喊大叫,用温和而简练的语言表达出坚定的信念,这比拍桌子、强加于人有效的多。面对神情自若的顾维钧,松冈脑海中浮现出另外一句话:外交官的风度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的。

福井同志如此重视中国总理特使顾维钧来访,是因为与中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可以谋得日本安全,而更广泛的友好合作协定,可以为日本打开一扇大门。去年同中国签定贸易协定后,日本便获得超过十亿华元的信用贷款,从中国购买了大批机械设备,甚至还包括曾禁止出口的组合式机床生产线,中国这个强大的近邻已经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

而此时,顾维钧脑中却在反复思索自己同福井川的会面。日本政府对自己的访问异常重视,在双方正式会谈之前,自己将同日本人心中伟大领袖福井川会面,随后两国才会展开正式会谈。

“同日本社工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他们是革命家,愿意为理想战斗和牺牲。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和平,日本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会将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如果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日本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每一个曾经受到福井川接见的中国人,都曾如此描述。尽管并不愿意承认,顾维钧还是忍不住期待同这个在亚洲拥有与孙逸山博士同等地位的革命家会面,要知道即便是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宣称福井川改变了日本,是这个所谓“革命家”的信徒。

“建设有日本特色的平等新社会!”在大街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口号,这恰恰是日本追求的,一个社工党领导下,具有日本特色的新日本。看到平等二字,想到日本残酷现状,顾维钧嘲弄的笑笑。

“平等啊!平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流亡中国的日本人曾如此感叹。当然这个念头稍纵即逝,毕竟日本的人权、自由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至少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不是自己也不是中国需要考虑的事情。

在松冈陪同下,顾维钧进入首相书房。一进入书房,顾维钧注意到原本坐在沙发上看书的五十多岁男人朝自己走过来。距离顾维钧还有两米远的时候,福井川伸出右手,“你好,少川特使,欢迎你的造访!”

尽管中文有些生硬,但顾维钧仍感到非常惊诧。

松冈知道福井首相除汉语外,还可以用英语、法语、俄语同外国人对话,这是福井首相的魅力所在,每一个同首相谈话的外国人,都会被其渊博折服。

“你好,首相同志!”顾维钧用了一个“革命式”的称呼。在握手时,打量福井川,他的个头大约比自己矮十厘米左右,典型日本人模样,矮小而精壮,眼神有力而坚定。

在同福井川握手时顾维钧注意到书房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从他人口中顾维钧知道原本应该还有乌米扬诺夫的画像,现在却被摘去了。从画像中,顾维钧感觉到一丝异样的气息,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日本准备和苏俄决裂。

顾维钧进入书房后只是粗略扫视了一眼,但福井川还是留意到顾维钧脸上一闪即逝的诧异和明了的表情,便首先打破了沉默,“司马总理身体还好吗?”福井川意味深长地问道。

或许日本相对封闭,但却非常关注强大邻居的一举一动。尽管司马总理成功取得第三次连任,但国内的反对声似乎不小。

“总理的身体非常不错,总理委托我转达对首相阁下地问候。”顾维钧平静的回答。

“你们的总理是一个伟大人物,如果有一天,历史学家点评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人物,除去甘地以及已经去世的孙逸仙博士外,你们的司马总理一定名列榜首。孙逸仙博士的民族革命令中国取得民族解放,而司马总理却实现中国的强大!”

福井川的称赞并没有让顾维钧流露太多的情感,而是顺着话题说下去,“相信首相阁下也一定名列其中,您同样改变了一个国家!”

“不,相比于你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很有限。你们的现代化起步比日本晚,但所取得的成就却是日本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企及的。你知道,在亚洲,在我们这个国家个人崇拜不可避免,每当他们……”

福井川指了一下松冈等人,“……告诉我,日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我总会对他们说,你们去中国看看吧!那才是真正的辉煌,你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电力时代,而日本,我不会掩饰我们问题,我们很多农民都不知道电为何物!”

尽管两人的谈话刚刚开始,顾维钧不得不承认,正像传说中的那样,在十里之外都能感觉到他的个性,毫不掩饰对“对手”的赞赏,同时又不避讳自身的问题,或许这正是日本人身上所特有的危机意识。反观国内,现在不少人都非常自满,面对工业飞速发展,他们甚至觉得强国之路已经完成了。

对方的称赞并未让顾维钧感觉自得,反面更加小心,“谢谢首相阁下的称赞,中国在很多方面还不及欧美传统列强,在他们面前我们仍然是个学生。”说出这句话后,顾维钧瞄了一眼福井川,曾几何时,中国同样是日本的学生,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监狱系统、法律、司法甚至满清的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

“我们都是学生,只不过你们学的更好!西方列强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是建立在野蛮掠夺基础之上,作为亚洲最先实现现代化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尽管是两个国家,但毕竟是同宗同源的,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因而不应该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事,而忽视其它的民族,尤其是同宗同源的亚洲民族。”此时福井川话锋一转将话题由最初的寒暄转入正题,而这恰恰是顾维钧期待已久的。

“顾特使,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虽然彼此之间有些不快,但是这一页总归要翻过去的。我记得你在大正十二年造访日本时曾经说过:中日两国利益共同,近一世纪来,亚洲各国遭受西方列强殖民,作为亚洲两大国,中日两国无疑应携手并肩,共同应对西方列强对亚洲的殖民。当时的旧外交官,并不理解中日两国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两国间的不快,不过,现在都结束了,你说是吗?”

福井川的话让顾维钧一愣,这是当年自己就辽东问题来日本谈判时对日本外相说过的话。现在旧事重提,显然意有所指。尤其是这句话所表露出的含意,由此可见日本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甚至比中国更加急切。

“大正十二年后,因战争,导致在过去十七年里,中日两国之间,就横着一条鸿沟,除去我国商人对日本投资外,两国没有任何接触,只有冲突和潜在冲突及对抗。最近几年,我们两国得出结论,已经到了在这条鸿沟上架设桥梁的时候了。”

顾维钧的回答让福井川非常满意,朝松冈看了一眼,似乎在说:看!我说过,中国人同样有这方面的意愿,同时也是在炫耀自己的“英明”。此时如果不是外人在此,福井已经听到“英明伟大”的恭维了。

“我们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同,外交政策也有差异,国家利益也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差异,比起共同利益,微不足道。不得不说,当我们决定架设跨越鸿沟的桥梁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甚至不可能。但正如首相阁下所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想到阁下面对困难时的态度,便不畏艰难的架设起这座桥梁。”

顾维钧不着痕迹的吹捧了福井川一下,作为职业外交官,在友好气氛下,自然知道如何满足对方虚荣心。果然当顾维钧引用福井川在“建立新日本”讲话时的一句名言后,无论福井本人或是松冈、一旁的日本记者,都显得得意洋洋。中方随员忍不住在心中赞叹:顾总长总会在不经意间,给对方一顶高帽。就像出发前机场上的演讲,演讲与其说是对中国人的演讲,倒不如说是做给日本人看的。

“少川君!”顾维钧或是其他人都留意到福井川语气的变化,显然福井川试图用亲切地称呼拉近两人的距离。

“有时候,欧美列强很难分清中国人日本人,过去千百年中,日本一直向中国学习,日中两国保持了千年友好,甚至当贵国崇祯皇帝殉国后,日本尚罢市三日,以示追悼。我们两国间的友谊,是天然的、发自内心的,尽管近代,我们之间有些许不快,但总体而言,依然是友好的,即使两国爆发不快时,无论民间或官方,都会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

此时书房中只能听到福井川生硬的中文,时而会掺杂日语,但此时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福井川语气中时而亢奋、时而低落的情绪,似乎对中日之间的不快充满惋惜。在谈话时还不忘记指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亚洲各民族的殖民统治和欺压,其间还不断强调日本的责任、中国的责任。

“……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必须再一次携手并肩,恢复天然友邦的关系,绝不能成为白种列强手中牵制彼此的工具。日中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日中两国利益相同的方面比利益不同的方面重要得多。千百年来,中国是亚洲各国的保护国,近代这一职责由日本担任,现在我们应该携手去完成这一职责。”话一说完,福井习惯性的挥挥手,似乎告诉顾维钧,现在中日之间,不!整个亚洲新时代已经展开。

“是的,我坚信中日之间必将迎来两国关系新纪元。对首相阁下的话我深表赞同,仍然有许多工作,我们决心把它完成,必须完成,决不能失败。”一直仔细倾听福井川讲话的顾维钧从谈话中,敏锐的捕捉到这位“革命家”对于中日关系改善的期待。同样还注意到他不断强调西方列强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显然日本对“输出革命”非常感兴趣。

不知不觉间,福井川和顾维钧就亚洲命运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而此时福井川仍然兴致不减,尽管日方工作人员觉得超过了预定见面时间。而顾维钧和随同人员同样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福井川的表态让他们意识到,此行会一帆风顺。

“对于不久之后我们两国的谈判,我个人建议,谈话不要用外交辞令,不把分歧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相反,我们不回避问题,把观点放到桌面上,分清哪些是分歧,哪些是共同点。对一致的地方,双方互相合作,这是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在即将结束谈话时,福井川提到顾维钧东京之行的首要目的,及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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